2020 年 2 月，除了一线的抗疫人员，几乎所有人都窝在家里远程办公。那段时间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因为远程办公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因此，打通了一个在 2019 年发售的游戏《死亡搁浅》。这是一个灾难游戏，玩家在几乎末日后的美国一个类似快递员的角色 Sam，他的使命是用送货和网络重新连接整个世界。
有那么一个瞬间，《死亡搁浅》的剧情似乎映照进了现实：因为看不见的怪物，城市被封锁，相爱之人被隔离在不同的地方，许多公共系统瘫痪，互联网与外卖/快递维系着仅剩的希望。
我本以为再也没有一款游戏能像《死亡搁浅》这样精准的描述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了，直到跳票两次的《赛博朋克 2077》在 12 月 10 日正式发售。
后者为下半年的一系列魔幻事件盖上了印章——当大科技公司掌控一切，内卷成为了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所有人都主动或被动的被卷入高科技低生活的赛博朋克之中。
我在 2020 年 4 月撰写了《互联网是人类历史的一段弯路吗？》，作为过去 7 年在互联网行业从业经历的一段沉淀。在之后的不久，我就离开了互联网行业，甚至可以说是离开了任何一家企业，不再拥有担任任何职位。
但幸运的是，我没有像《赛博朋克 2077》里的主角 V 那样卷入一个更大的阴谋，而是让我有机会作为一个纯粹的自然人去观察整个系统的外在表现。这个系统既是指在疫情期间紧急响应，连夜上线安全码、分享救灾物资的那个系统，也是在去年年中让许多人意识到让外卖小哥深陷其中的那个系统。围绕系统的争议其实一直都有，在 15 年前是家长反「网瘾」，在 10 年前是实体零售反电商，在 5 年前是互联网医疗广告的泛滥。但关于整个系统的评价，却在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两极反转。这种评价的改变是十分有趣的，人们上半年对科技抗疫的赞美有多由衷，下半年对科技大公司的批判就有多尖锐。就好像是上半年与下半年分别是不同的人在评价完全不同的公司。这个系统在过去的一年甚至几年里都没有什么变化，它赖以运转的输入一直是我们日常生活所产生的数据和隐私，输出的则是更高的社会效率和更高的商业价值。至少在我过去从业的 7 年里，我并没有看到这个系统发生过本质的变化——芝麻信用已经上线了 5 年，外卖作为一种业态已经存在了 7 年，拼团买菜也已经至少存在了 5 年，人脸识别的滥用在 iPhone X 第一次上面部识别的时候就是可以预见的。唯一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系统。这里的使用是双向的，系统依赖人及人的附属运转，人则依赖系统的运转生活。规模的变大让小问题积累成了大问题，甚至是致命问题。文明的冲突总是诞生在一种形而上的边界，它可能不指向任何一个具体的事件，当两种不同的体系大面积接触的时候，不可避免的爆发冲突。而是否能够化解冲突，实际上并不取决于两个体系有多么不同，而取决于冲突爆发的速度有多快。这让我想起科技向善，当这四个字首次出现在中文互联网上的时候，微博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第一种是「科技向善是不是意味着企业不把商业利益作为第一要务了」，第二种则是「科技向善是不是只是企业为商业行为找的遮羞布」。你完全可以想象这两种声音背后代表着什么，前者代表着投资人、股东、企业主、商业分析师和构成现代商业社会的一切冰冷的理性力量，如果这种质疑成立，那意味着科技向善将成为企业的自我束缚，有损企业的竞争力，资本甚至是用户本身（我在《弯路》一文中举过例子）都会抛弃主动选择向善的企业。而后者代表着普罗大众，他们已经看惯了企业放出的美好承诺，并且担心再一次遭到背叛。大众没有义务思考如何在保持系统运转的情况下解决问题，他们只负责发现、监督和解决短期集中爆发的现象。但科技向善这个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像是一个警钟，是让两种力量在受控前提下的提前接触。中国互联网行业内部其实从 4 年前开始就有人意识到「宏观冲突」即将到来。
在互联网的一片繁荣中敲响警钟事实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这种对大科技的反思最初也并不来自于公众舆论，而是来自互联网行业内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第一次听说科技向善这四个字可能是在 2019 年的 5 月。马化腾在朋友圈转发了一条关于 AI 打拐的新闻，并提前剧透了「科技向善」将成为腾讯公司的新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在当年的 11 月，腾讯 21 周年庆上，「用户为本，科技向善」的新使命愿景如期而至。然而，成为腾讯的公司愿景，并不是「科技向善」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互联网上。在这两年之前，也就是 2018 年的 1 月，腾讯研究院举办的一个主题为「过载」的会上，腾讯的创始人之一张志东首次提出了「科技向善」。2017 年，腾讯研究院曾搞过一个让一群人在 15 日内戒除微信的实验，以测量社交过载对用户心智的真实影响。而 2018 年 1 月这场在中文世界里首次提出「科技向善」的会，就是从「社交过载」这样一个极小的切口进入，发出了对行业对宏观冲突的第一个预警信号。之后的两年，关于算法推荐、信息茧房、社交沉迷的讨论声音渐渐响，在 2020 年更是以「监控资本主义」的形式让互联网行业之外的人首次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2019 年 1 月 11 日，腾讯研究院办了第二场科技向善论坛，会上将 2018 年总结为「互联网公司道歉年」，因为在这一年，滴滴、Facebook、快手、今日头条、乐视网、携程等互联网公司先后因为不同的原因向公众道歉。腾讯集团高级副总裁郭凯天在会上将互联网公司在 2018 年开始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定义为「一种状态」，是「巨大的变革来临前，面临各种矛盾和冲突，要想办法克服、解决，要集结各方智慧，请全社会努力解决的一种状态」，「互联网如此年轻的企业乃至产业在为十几亿人服务，我们必须保持敬畏。保持敬畏最主要的方法是保持警醒。」上半年科技抗疫与下半年科技内卷，大众舆论对科技互联网行业的评价两极反转，似乎验证了「这种状态」仍在延续。2020 年 1 月 11 日，疫情爆发的一周多前，腾讯办了第三届科技向善年度论坛，主题是「千里之行」。这是「科技向善」四个字进入腾讯公司使命愿景后的第一次科技向善论坛，但这次论坛的重点却仍是以全行业的视角在办——在这一年的科技向善年度白皮书里，收录了互联网行业 11 个符合「科技向善」理念的案例，腾讯自己的只有 2 个，阿里巴巴的蚂蚁森林也在其中。抛开作为公司愿景不谈，「科技向善」作为一个行业性命题，在过去四年里的叙事像是一个华尔街日报体的报道。从一个关乎每个人的细微问题出发，上升到对宏观矛盾的描述的讨论，然后再回到具体的行业问题，将「千里之行」从「足下」开始解决。
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曾用「安全带」的发展史来类比科技向善——自福特 T 型车发明的 51 年后，沃尔沃才发明了第一条安全带。
安全带最初也被视为「汽车公司自我设限」的产物，会阻碍汽车行业的发展，大众也曾质疑安全带只是汽车行业为了掩盖日益增高的交通事故的骗局。直到「安全带」确实起到了作用，直到「安全」取代「速度」和「耐用」成为家用车的一大竞争优势，最后成为全行业的基础性配套设施。科技向善对商业的影响，大致也需要走过这样一个路径。2021 年 1 月 9 日，腾讯研究院在线上举办了第四届的科技向善年度论坛，这次会的主题是「共生」。
「共生」一词可以形容去年的许多事情，人类社会与危机共生，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共生，也是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共生，增长与问题的共生，当然还有就是舆论对互联网行业赞美与批评的共生。在面对 2020 年下半年的一系列与互联网公司相关的负面事件时，舆论普遍的态度是呼吁更强的监管，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来自企业外部的监管只能阻止向恶，无法激发向善。只有探索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激励机制和企业治理结构，才有可能激发科技企业的内在向善。因为科技行业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外在制衡是永远、绝对不可能追的上行业发展的。法规、制度和舆论谴责，总是滞后于恶性事件的发生，在发展迅速的互联网行业，事后的问责固然重要，但这无助于解决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一个「新风口」所带来的「新问题」。以引发巨大争议的社区拼团买菜为例，这个赛道其实并不是 2020 年诞生的。从至少 5 年前开始，就已经有创业公司在这一领域发力。但它真正的爆发只有 3 个月，拼团买菜这件事有许多不同的做法。但无论是往好做还是往坏做，当拼团买菜行业已经站在了爆发的临界点前，就已经没有人可以控制方向了。而唯有在赛道诞生之初，玩家们就将所有相关方的利益都考虑在内，才有可能营造一个向善爆发的势能。这是监管和舆论所做不到的，因为 5 年前，除了那些已经在做相关业务的公司，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拼团买菜这件事。让科技企业自发的向善，才有可能让现实远离无数科幻作品所描写的「赛博朋克」。这也是大众甚至许多互联网公司自身所意识不到的一点——向善不会使企业平白的增加竞争力，甚至会因为自我设限而落败于竞争对手。知名投资人邵亦波就曾谈到，「推动科技向善，但是要根本解决问题——我们衡量一家公司是否成功主要还是看创造的经济价值而不是社会价值，所以科技向善成为普遍的行动指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今年的科技向善白皮书里，美国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副院长陈晓萍则说的更为具体也更为直接：「选择向善的企业，对于其运营能力、创新能力的要求是更高的，因为你要在兼顾到所有相关群体利益的同时还要盈利，持续发展。比如在内容平台上，公司通过技术可以做到把虚假信息都去掉，或者不去迎合低级趣味，短期内流量少了，收入也少了。如果公司可以承受，也许在这个过程中，用户会感觉到你这个平台上的内容都是精品、质量很高，那么更有品位和识别能力的人，就会对你更信任，从而形成口碑效应，重新使流量增加。所以向善要考虑企业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忍受损耗，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损失的。」腾讯对这一点的思考很清晰，在他们历年的白皮书里，都试图找到那些同时产生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案例，而不仅仅是利用互联网的力量更好的「捐钱」。
在去年的科技向善论坛上，张志东就曾提出「科技向善是一种产品能力」。这要求企业找出一种办法，将活下去活得好的商业目标与真正造福社会的社会价值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在今年发布了第三本科技向善白皮书里，除了各家互联网公司的科技抗疫故事之外，腾讯只选择了四个与这个理念相关的案例：Google 的「AI 模型卡」- 通过通俗易懂的标签和文字，让用户理解「为什么 AI 将这些呈现给我」，消除大众对算法的误解。
B 站的以弹幕礼仪为基础的社区运营规则 - 在快速成长的社区中，用最古老的方法保持社区氛围的和谐与活跃。
Cognoa - 利用 AI 协助医生对自闭症儿童进行早期筛查和诊断的 App，它并没有试图取代医生，而是将医生从简单枯燥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扩大筛查规模，节省昂贵的医疗资源。通过帮医疗行业省钱实现赚钱。
- 快手的流量普惠 - 通过对头部视频设置上限以及加强地理位置在算法中的作用等方式，让更多普通用户的视频有机会曝光，打破聚光灯效应。
与去年的微信平台「洗稿」投诉合议机制、欢乐斗地主「健康游戏约定系统」以及美团的「青山计划」类似。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是希望通过解决一个由科技便利性所带来的潜在问题，为自身带来更多的竞争优势，实现更长远的发展。如果你仍不能理解这层意思，可以仔细想想第三个案例，快手的普惠流量。
凭借让更多普通人视频的曝光，快手在下沉市场展现出更好的包容性。短期内，流量普惠并不会带来商业化的优势，甚至让快手背上了土、low、低俗的骂名。但正如快手 9 周年宣传片《看见》里提到的，「看见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这带来的不只是社会价值，也为快手在竞争中带来了商业优势。让快手在短视频这么一个竞争激烈的赛道里杀出重围，取得了独特的市场地位。因为从本质上说，科技向善需要的是推翻互联网自诞生以来的许许多多早已被视为「金科玉律」的路径依赖，又要既要保证「站着」又要保证「赚钱」。这不能说是绝无可能，但难度重重。企业内部和股东会有盈利压力和惯性让你「不要站着」，外部则会有「矫枉必须过正」的声音让你「不要赚钱」。而「科技向善」则要在这两种力量的夹缝中，建起一座新的高塔。何尝不比 30 年前，第一代互联网人从零开始探索赛博空间更难呢？